从空中俯瞰，大运河像一条搏动的大动脉，连接着南北数千里区域，而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流形成大小水网，勾连着沿岸的大小城市。人与自然合力形成运河景观，而“大运河不惟改变城市，甚至创造城市”。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生导师王磊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流变之景：艺术史视域中的大运河》，将大运河置入艺术史领域进行考察研究。在他的视野里，沿岸的城市、河流与桥梁，同长城一样，都是大地艺术的极限作品。

微史记：将大运河沿岸城市、河流、桥梁、园林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入艺术史视域进行考察研究，此前类似作品并不多见。您在《流变之景》中讲到了很多大运河与沿岸城市的互动。大运河沿岸有多少城市？其中有哪些城市是因大运河而兴起或因大运河而衰落？

王磊：大运河沿岸具体有多少城市，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历史上大运河的生成和演进，尤其是主河道的变化过程；其次，我们还需区分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城市。

【资料图】

中国大运河的格局不是单一的线条，它经历了从隋唐大运河的“人”字形向京杭大运河南北捷径转变的宏观过程，南端的浙东运河则是直通海洋的重要延长线。在局部段落，它又可能分成几条并行的水路。河道的变迁和兴衰会影响聚落的经济和人口。

不管哪一段大运河主道，其沿途总是陆续分布着大城、小邑与系列村镇。约40年前，有一本《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专门讨论大运河沿岸较大的古城。我在《流变之景》的第一章里也逐个提到了京杭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的主要历史城市。单就这条连贯的航线而言，突出的古城就有20余座。前两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大运河主线上的城市共计13座，其中8座傍依京杭运河。

因大运河兴起的城市很多，甚至有的城市就是因运河而诞生的。早在春秋时期，大运河的初创河道之一—邗沟与扬州的前身邗城一同诞生，而唐代和清代扬州的繁盛受大运河激发也极其明显。天津是由于河运和海运的共同滋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子，它的名称就蕴含水路节点的意思。无锡是凭借运河从小城市不断扩大的典型案例。淮安现在的主城区清江浦是晚近时期由运河催生和哺育的。继运河系统发生调整之后，清康熙时治河的河道总督入驻清江浦，促进了这里的发展，最终清江浦与淮安府城构成双子城。临清是伴随山东运河衰落而失去往昔华彩的一例。原本临清坐拥会通河、卫河，是京杭运河与隋唐运河路线的交点，堪称山东最大的运河城市，但是黄河改道、海运崛起等变局对它造成巨大冲击。

清代大运河地图中的清江浦 清·佚名  弗利尔美术馆

微史记：南北文化通过大运河交流频繁，在大运河沿岸城市中，留下哪些南北文化交流的遗痕？

王磊：水路是一个总体的网络，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无处不在。其实，在大运河航线上不仅南北文化产生交融，沿海和内陆的文化也在融合，甚至中国和域外的文化也在碰撞。

我们可以简单举出几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交流的痕迹。

先说扬州。扬州大约在运河南北流程的居中段落，而且毗邻运河和长江的交点。这里的园林既吸收长江以南园宅的灵秀，又富于北方皇家园囿的气势，后者得益于清代康、乾二帝反复南巡的推动。以盐业经济为基础，南巡所经的行宫、寺院、山水、私宅等园林形态在短时间之内横空出世或焕然一新，整合了各地的景观因素。扬州的清代园林在当时的实景绘画里得到良好的呈现，只是很大一部分今天消失不见了。比较扬州博物馆的《江南园林胜景图》和现有扬州景点，可见一斑。

邗江胜览图 清·袁耀  故宫博物院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城非常值得注意，它继承了中原都城的传统，又别具一格。洛河、伊河、运河等贯通洛阳，水系四通八达，城市设计者更是有意模仿了江南城市建康也即南京的一些平面特点。洛水东西向将洛阳城隔成两半，类似秦淮河之于建康，就是宇文恺刻意而为的。而他背后的支持者是隋炀帝，他对长江下游地区非常熟悉。不过，隋唐洛阳的遗迹要靠考古和文献资料来观察。

图像中，在表现清代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里，我们看到河边商铺的招幌上写着各种地名和物产。

明清之际，外国使节和宗教传播者沿京杭大运河行进，他们留下的物质遗产和文字记载也十分多样。运河一线比比可见的临近水路的清真寺就是文化和艺术传播的集中显现。

微史记：在《流景之变》中，您单列了“河与桥”这一章节。这些桥有横跨大运河的，也有大运河沿岸城市内的。就您研究，这些古桥，和大运河的互动关系如何？

王磊：桥的问题极其有趣，我特别关注，想多提几句。

各种环境下的桥是相互联系的，本身构成了一部历史。大运河系统里的古桥包括城市内部的跨河桥，横越或平行紧贴城外河道的桥，堤坝或纤道上的桥，园林里的桥，等等。

中国人造桥的智慧相当杰出，这在大运河古桥中体现得很充分。

一些运河河道是穿城而过的，无论城内还是城外的跨河桥，都必须处理好陆地和水路交通的平衡。从唐宋扬州城的二十四桥到苏州、绍兴等古城内大大小小的石桥，精彩的桥梁是社会生活的连接点和文学艺术的催化剂。

北宋开封城里，位于中轴线与大运河汴河段交点的州桥商业繁华，名气很大。最近州桥东侧的河道驳岸浮雕被考古人员清理了出来，印证了《东京梦华录》的描述。为了皇家车马走陆路，州桥最初被设计为平桥，因此只能过小船，大的漕船必须在州桥以东卸货。

古时候，建一座坚固、适用的木桥或石桥有时是有难度的，其中受到地理、材料、技术、财力等方面的制约。桥建得好，又做到美观，便成了艺术。北宋时，汴河漕运忙碌，起初人们处理不好木桥桥柱和运河水流、船只的关系，桥经常被冲毁或撞坏，后来有人发明了没有立柱的编木拱桥，木拱桥翩然跨过运河，成功实现了水陆往来的并行不悖。宋本《清明上河图》画出了这种奇妙的桥，当时统称“虹桥”或“飞桥”。

明清江南流行桥拱高大、桥墩瘦小的石桥，桥梁史上称之为“薄墩联拱式”，在水乡泽国的地理条件下，它满足了扩大航行空间、减轻自身重量和延长总体跨度等刚性需求。此类石桥尚有不少遗存，如杭州拱宸桥、塘栖古镇广济桥、余姚通济桥。

苏州澹台湖和大运河之间的宝带桥长300多米，有53个孔，整体比较低平。它也是薄墩联拱式，意味着如果坏了一个拱，就容易引起桥体大面积垮塌。苏州吴江垂虹桥就是这样塌毁了。宝带桥始于唐代，现存明代石结构，平贴在江南运河旁，既是堤岸的一部分，又是南北要道，还被用作纤道。

南京的古桥也有故事。前面说到隋唐洛阳城模仿六朝建康，有一个例证是洛阳宫城前悠长的天津桥。这座桥连接洛水两岸，最早是铁链串联的浮桥，原型是南京秦淮河上的浮桥——朱雀航。大运河主道也会使用浮桥，清代《乾隆南巡图》画出了山东德州城外的一例，不过使用运河浮桥要考虑到过船的需要，它必须是可拆解的。

乾隆南巡图卷第二卷/过德州中的浮桥 清·徐扬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

微史记：南北桥梁，从材料到风格，是否有很大不同？是否存在南北互相借鉴、融合的痕迹？

王磊：南北桥梁技术和风格有差别，也有共通之处。

以石桥为例，江南水乡地基软，造石桥要尽量减轻自重，以免过度沉降。北方河道大多没有这个要求，可以建造很粗实的石墩，例如北京通州著名的明代八里桥。北京到山东一带的石桥通常配有石雕的镇水兽。由于运河维护和水患治理联系紧密，各种形态的镇水兽是大运河沿途的一道特殊风景。至于建桥材料，一个大略的发展趋势是，从宋代开始石桥增多，普遍取代木桥；不过，木桥的许多视觉特征仍在石桥当中保存。

北宋人发明的编木拱桥很快在汴河也就是隋唐大运河沿线传播开来，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然而到南宋时，随着一些北方运河河道的废弃，辉煌一时的虹桥很快败落，出使金国的使者目睹并记录了这种转折。有趣的是，我们今天在浙江和福建等南方地区能看到同种结构的木拱桥，最早的是明代遗迹，而且仍有当代匠师擅长搭造编木拱。有学者认为这是技术南传的结果，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

园林里常见桥景。南北园林持续交互影响，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是石基木亭结构，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其形式受到北京颐和园建筑的启发，反映出中国园林景观的跨地区互动。与此同时，颐和园等皇家园林又把南方的石桥形式移植了过去，作为点景手法。

微史记：在《流景之变》中，您还提到了武康石、花石纲。据说南京玄武湖里有一块石头，也是当时的花石纲的遗存。

王磊：武康石是主要出自湖州地区的紫褐色石头，包含一些更具体的类型，宋代的园林将其用作赏石，清代的洪泽湖大堤也依赖它。有一种粗糙而坚硬的武康石适合用来造桥，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在江南太湖周边能找到许多武康石桥，宋元时期的例子颇多。南宋的石桥启迪了后来大运河流域桥梁系统的新传统，在运河水面上传播的不只是石材，还有技术和审美。

花石纲是从江南、江淮地区凭借船只向北宋都城开封输送的奇花异草和园林奇石。有的成功送达了，有的遗落在中途，有的直到工程停止还未出发。在北宋灭亡后，开封的一些石头又被运到其他地方，例如北京。今天的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上海等地都有传说为“花石纲”的石头，其中最著名的有冠云峰、瑞云峰、玉玲珑等。不过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石头是否的确曾在宋代被挑选为花石纲？有时候谜底是难以考证的。当然，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后人相信或者宁愿相信某些石头属于花石纲。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送到开封，如今还陈列在博物馆内的那些之外，在安徽灵璧县的隋唐大运河故道旁，曾经散落着一片属于花石纲的石头。6月份我开车去洛阳时，路过这处遗址，然而地表已经看不到遗石了，早期河道也早已消失。

微史记：这些石头的背后，藏着哪些城市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

王磊：首先，花石纲意象连接的是北宋都城东京和东南方向出产太湖石等各色名石的地方。从地方向中央运石头，沿运河经过某些城市时，人们不惜破坏桥梁和城池。有一幅相传由发起花石纲项目的宋徽宗本人绘制的《祥龙石图》，画面上是宛如虬龙的怪石，黄小峰先生写到该石与文献所见杭州临安石的关系，余辉先生披露原石或许尚存人间。

祥龙石图（局部） 北宋·赵佶 北京故宫博物院

其次，金人攻破开封后，把宋徽宗园林艮岳的一些石头运到了现在的北京，据称北海琼华岛的部分叠石就是层层向北移动而来的那些。朱勔借运河运花石纲的故事获得的历史评价是负面的，可是作为典故，它走进了文化史和艺术史。（编者注：朱勔为苏州人，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童贯，父子均得官。朱勔奉迎上意，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政和年间，在苏州设置应奉局，百计求索，勒取花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方腊起义，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

微史记：您在书中对古代画作中的大运河也进行了研究。将画作与现实进行比对时，是否有很大不同？

王磊：前面说到的城市、桥、石，多是一些具有空间性、物质性的景观，在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是图像性。

作为艺术，与原始环境相比，绘画都是经过提炼和改造的。如果比照宋本《清明上河图》、徐扬《姑苏繁华图》与开封、苏州运河街区的历史空间，确实有不合之处，但整体方位和景观格局是明朗的。此外，我们能找到诸多可以弥补文献、实物不足之处的视觉资料细节。如历代《清明上河图》和清代南巡图像所见，古代运河实景画所提供的信息高度多元化、可视化，这源于创作者有充足的经验和出色的能力。

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仇英 辽宁博物馆

在记录大运河流程和沿途地理、景观方面，资料性最强的是舆图，它们不仅足以指导治水和漕运，而且能供观者神游天下。文人作品的写意成分要高一些，但也有纪实价值，他们的风格使得运河舆图中的山水也兼具艺术性。不同时期的运河舆图甚至能精确地反映运河水利工程的演变，然而，运河图像的流变并不完全与运河发展史并轨。总的来说，它们表现出从“无目的”、片段式的记录到有目的、全景式的记录，再到有目的、多角度的艺术塑造这样一个进程。关于大运河的图像和景观，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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